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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镇上最后一个贵族
加入日期:2009-6-12 10:06:19 查看人数:6510

王志刚

     二十六年前的那个初春,“伯力”—— 一个生于横道小镇,长于横道小镇的俄罗斯伯爵的后代,在午后暖暖的阳光照耀中,醉卧在约克斯金教堂(喇嘛台)的台阶上,在那匹瘦骨嶙嶙的老马的注视下,飘荡的灵魂追寻着圣母的召唤,永远地升入了天堂。

    关于伯力的记忆,起始于儿童时代。小的时候,非常喜欢在寒暑两个假期到横道河子的小镇疯玩,除了有难以割舍的亲情,更多的是留恋冬天西山的雪爬犁、夏天跃进桥的嬉水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喜欢和小镇的孩子一样,没完没了地围绕着一个外国人(那个年代能见到的外国人是相当值得炫耀的事情),大声喊着伯力、伯力,跟随着伯力和他那匹瘦马,穿越一条又一条街巷,游荡在小镇的每一个角落。

    在那个年代,伯力似乎是小镇的一道靓丽风景,也是小镇人百谈不厌的话题。

    伯力长得很帅气,高高的个子,削瘦的身材,高挺的鼻梁,宽大而微凸的前额,深凹而微蓝的眼睛,白白的脸颊和手背上泛着一层淡淡的汗毛,一头淡黄色的长发弯曲而凌乱,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。伯力的扮相也很酷,长年穿着一双马靴,粗灯芯绒的马裤,夏天是一件小马夹,冬天马夹外又多了一件皮夹克。若干年后,看电影《佐罗》的时候,我总是把佐罗大侠和伯力揉到一起,不能分清。

    听老人讲,伯力的父亲老伯力是俄国贵族,修铁路时来到小镇的,后来苏联闹革命了,老伯力是“地主阶级”,所以不敢回国,一直服务于中东铁路,再后来老伯力和另一个地主阶级——伯力的母亲舒亚结婚了,也就有了伯力。

    老伯力和舒亚的婚礼就在“儿童山”下的“喇嘛台”举行的。当时有好多俄国人都参加了婚礼,在小镇闹得很风光,俄国贵族有钱会摆谱,老伯力穿洋服(西服),扎着象红领巾的东西——后来知道那是领带,舒亚穿白布拉吉——今天的人称为白色婚纱,电匣子里放着歌,新房就在“大白楼”。老人们每每讲到这件事情时,讲故事的成分可能会多一些。

   “伯力是个不争气的家伙,不好好跟老伯力学技术,天天就知道骑马、喝酒、拉琴,是个二流子,小孩子不要学他。”这是镇里老人常嘱咐孩子的话。

    但是,伯力始终在小镇的孩子心目中占据着重要位置,用现在的话讲是“偶像魅力”吧。伯力每次从家里出来,都是小孩子们先发现的,把伯力围在中间,大声地喊“伯力唱一个”、“伯力唱一个”。这时伯力总是很兴奋,习惯地从马背夹里拿出一个绿漆斑驳的军用水壶,猛地一扬脖,狠狠地喝上一口,又从马背上小心翼翼地拿下手风琴,潇洒地摆动双肩,微黄的长发随风飘扬,用他那低沉的嗓音和悠扬的琴声,汇成优美动听的异域情调,飘荡在小镇的上空,这音乐流淌很远,使小孩子越聚越多。孩子越多,伯力越兴奋,一口酒接着一口酒喝,兴奋地又唱又跳,最令大家兴奋的是手舞足蹈的伯力,会时常从马背夹子里掏出几块水果糖往空中一抛。我至今仍然很怀念他那“绝世”一抛,双臂慢慢上抬,猛地一扬,仿佛是一个救世主,然后哈哈大笑,笑的很是痛快,是那种淋漓尽致的感觉,孩子们则蜂拥而上,如小狗夺食般热烈。

    伯力则独自一人摇晃着那只老风琴,喊着“卧特嘎”、“卧特嘎”(白酒)、“大特那”、“大特那”(干杯),直到很贪婪地享尽最后一滴,满足地看着孩子们散开。伯力常常在孩子们走远之后,会一个人蹲在地上呜呜地哭泣,喉结不停地蠕动,像一个受委屈的孩子,这个悲伤阶段大概得持续五分钟,他才慢吞吞地从马夹子里拿出绒线毯,铺在地上,准备“撕马基”(睡觉),如果还有孩子仍在看他,他会高声的喊“拉斯扑拉斯其”(散开)、“打墨依”(回家)。每逢有大人观看到这场面时,便会玩笑地说:“瞧,伯力想媳妇了。”

    其实伯力曾有过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。年轻时的伯力和顺桥村的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好上了,那姑娘和伯力从小是青梅竹马,两小无猜(当时小镇有五六千俄罗斯人,中国人和俄罗斯人,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彼此混得都很熟,彼此通婚的也有),伯力的父母都非常赞同,可是大户人家却不同意,棒打鸳鸯,那姑娘便远嫁他乡。这段故事不知真假,但是有一点是真的,伯力经常停留在顺桥某处老房子外,演奏悲伤的曲子,咏唱忧郁的歌曲,蓝色的眼睛满是回忆。

    伯力的那匹瘦骨嶙峋的老马,有点灵性,孩子们可以随便抚摸它的鼻子、眼睛,也可以搂着它的脖子打“嘀溜”,但就是不能动它的马夹子,一动马夹,它就尥蹶子踢人,仿佛是怕小孩子们偷拿马夹子里的糖果。

    一天的演出就这样结束了,这就是痛并快乐着的伯力。

    有一次我问姥爷,“伯力咋那么白呢?”,“天天吃列巴(面包),喝牛奶,能不白吗?都是中国人的钱呢!”姥爷怨怒地喊着,小镇的大多数农民对政府出钱养这个二流子贵族颇有些看法。

    听大人讲,60年代初,中苏关系破裂后,在横道河子铁路工作的苏联员工纷纷回国。伯力的父母都客死在小镇,在苏联伯力又没有什么亲人,加上伯力也没有什么技术,他就一个人独自留在了小镇。据说铁路部门请示党中央(肯定是夸张),同意给伯力开退休工资。伯力过着一份既快乐又很落寞的客居生活,他的生命已和小镇融为一体,因为他生于斯,长于斯。

    伯力生命的后二十年肯定是很孤独,在小镇没有人能和他交流、沟通,他象一只鹤,一只无法和另类传递信息的野鹤,只好孤零零地挺立在那里;他也很快乐,小镇有一批又一批的孩子追逐和簇拥着他,他在散发糖果的同时,看到了生命的旺盛之力也享受着人与人之间的愉悦之情。

    最后一次见到伯力是1978年的冬天,那时伯力的歌声已经嘶哑了,手风琴呼呼地喘着,舞蹈也显得冗拖了,酒却依然喝的很凶,从他的眼神中,仍可以看到对生活的渴求,已经长大的我默默地看了一会儿小孩子们围着伯力的情景,便提前走了。回首望去,冬日阳光中的教堂、缤纷飞扬的白雪,还有伯力和那匹老马,一幅永恒的雕塑,嘶哑的歌声和呼呼琴声仍然具有穿透力,在小镇上空久久徘徊。

    有一年春日,我又回到小镇,听儿时的伙伴说伯力死了,喝醉了酒,在喇嘛台的台阶上一睡就没有醒过来,当时只有那匹老马陪伴着他。人们把它葬在他父母的坟地——“毛子坟地”(俄罗斯人公墓),那匹老马不久也死去了。